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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鄂尔多斯青铜器”，指的是这样一批古代文物：器物类别上，是武器、工具、装饰品、车马器为组合。具体而言，有青铜短剑、青铜刀、战斧、带扣、牌饰、耳环、马具、铜盔、铜鍑等；装饰风格上，以各类动物雕饰、动物纹、几何纹为主，写实性强；质地上，以青铜器为主，也有金、银制品。

带动物纹装饰的青铜刀（点击查看大图）

从 19 世纪末叶开始，随着各国来华“探险家”的增多，这类有浓郁草原游牧文化风格的器物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陆续有发现，其中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数量最多，分布最集中、特征最明显，时代也最早，所以早期的研究者就将他们命名为“鄂尔多斯青铜器”，还有人以此地属当时的绥远，因而定名为“绥远青铜器”，并认为它们是匈奴人的遗存。

东到辽东、西到甘肃的沿长城地带，类似的发现逐渐增多。2006 年，鄂尔多斯市建起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集中收藏展出这一类文物，不仅可以使我们认识其文化面貌，也可以使我们了解北方地区农业与游牧文明的交流与发展。

生动奔放的鄂尔多斯青铜器

还是让我们通过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的陈列精品来认识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特点吧。

鄂尔多斯青铜器主要有这样几大类。一是青铜短剑。各地发现的青铜短剑数量比较多。这些短剑剑身的变化不大，只是有的剑身剖面呈扁菱形，有的中间起柱脊。剑柄、剑格和剑首的变化则比较多样。有的剑柄弯曲；剑首有铃首、兽首、鸟首、瘤状首、触角式首、蕈（xùn）首、环首等样式；剑格有一字型格、椭圆形格、翼状格等。一般认为，这类短剑的演变趋势是铃首的和兽首的最早，之后是瘤状首、触角式首、环首；剑格的演变趋势是由一字型格演变为椭圆形格、翼状格。

早期的青铜短剑

晚期的青铜短剑

二是铜刀。发现的铜刀数量很多，其发展演变主要也是在于柄部和首部的变化，变化的趋势与短剑类似。

青铜刀

三是鹤嘴斧和战斧。其造型，鹤嘴斧一般为一端呈圆锥形鹤嘴状，另一端呈斧状，刃扁圆；中部凸起，有椭圆或圆形的銎，以便安木柄。战斧则是一端扁宽，另一端有瘤状凸起，也有銎。斧身有棱线纹。

鹤嘴斧

战斧

四是装饰品类。主要为头饰和项饰。前者的代表为阿鲁柴登出土的金质头饰，由冠顶、冠带、耳饰组成，制作相当精美。后者一般也主要为金银制品，如西沟畔出土的金项圈，用直径为 0.6 厘米的金条做成，长 142 厘米，重达 502.5 克，可在颈部绕两圈。

阿鲁柴登出土的金冠饰

五是带饰。包括带扣与动物纹饰牌、带钩、铜环、釦饰、鸟形饰牌等，其中以动物纹饰牌和动物饰牌最为主要，也最为丰富多彩。这类饰牌是在腰间固定腰带用的，形状有椭圆形、长方形、动物形等。纹饰有的为浮雕，有的为透雕，有的为圆雕，具体纹样有的为静止的马、羊、骆驼，有的为互相撕咬的动物，有的还有人物活动。这些牌饰的造型十分流畅，富于动感，充分表现出草原民族的剽悍风格。

双怪兽嬉戏纹青铜饰牌

双卧熊纹青铜鎏金饰牌

动物饰牌和动物纹牌饰

六是铜鍑，这是炊器，主要用于煮肉和煮饭。其形状大体为上粗下细的圆筒状，一般都有双耳，有的平底，有的有圈足。双耳的设计，主要是方便携带，适应草原游牧生活的需要。

战国时期的铜鍑

七是杖头装饰。这类器物往往做成立体的动物形象，其中有的装在权杖的顶端，有的则是用于装饰马车的某些部位。

杖头饰：上为双鸟状，下为人头形

研究新进展

“鄂尔多斯青铜器”概念的提出已经有一百多年了，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对其的认识更加清楚，吉林大学杨建华教授的大作《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结盟的孕育过程》更是有很大篇幅都是讨论此类青铜器的，很值得阅读。

综合各家研究的成果，似乎可以这样总结：在中国北方地区，所谓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出现于早商时期，随后分布地域逐步扩大，就我国国内的分布而言，西起贺兰山地，东到辽河流域都有发现，其中既有整体文化的传播移动，也有零星文化因素的互相借鉴吸收。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遥远的三四千年前，这样高端、稀少、制作精美又结实耐用的青铜器，在哪里都会成为珍贵之物，作为礼品也好，作为战利品也罢，在所有的人群里都会倍加重视，也会传至后世的。在这个意义上，“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名称已不足以概括其内涵，目前学术界已经主要使用“北方系青铜器”这个名称。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精美造型和纹样

北方系青铜器出现的很早，最早的青铜短剑可以早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就是商代早期，甚至比之略早。它们应该是在当地铸造的，既影响了商代的文化，也影响了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卡拉苏克等文化；既从乌拉尔山地的塞伊马-图尔宾诺文化吸取营养，也从商人文化借鉴不同的文化成分，从而形成丰富多彩的器物群特征。

南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与鄂尔多斯青铜器类似的器物（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图片）

时代为商代早期的青铜刀

既然属于不同的时期和地域，这类青铜器必然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也即属于不同的族群。哪怕同属春秋时期，出现在鄂尔多斯的青铜短剑，与出现在燕山山地的、辽河流域的同类器物也肯定不属于同一个民族。如果非要同我国史籍中的民族相联系，则可以说，除了战国至汉代鄂尔多斯一带的出土品可以认定是匈奴的以外，其他时段和地域的这类器物只可说大体与某一民族有关，过去那种笼统地将鄂尔多斯青铜器认定为匈奴遗物或匈奴祖先的遗物的看法肯定是不全面的。

内蒙古东部宁城县出土的青铜短剑

其实，商代以后，中国北方地区的民族同南方一样，都在持续地与中原民族融合同化。春秋时期的晋、代、中山等国，很多居民就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北方民族成员。即使认为戎狄、林胡、楼烦也是操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民族，他们与后来的匈奴也不是一回事儿。

根据内蒙古地区的古代遗存的人骨鉴定结果，东周时期活动在内蒙古地区的人群，既有蒙古人种古华北类型、古中原类型，也有北亚类型。属于蒙古人种北亚类型的匈奴人的南下，主要发生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而他们到达内蒙古西部又要早于东部。按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资深教授林沄先生的话说，中国北方系青铜器（鄂尔多斯青铜器）出现的时期，并不是北方地区普遍被游牧人占据的时代，北方地区全面游牧化实际是东周后期，也即公元前 500 年前后才开始的。因此我们今天不应该把鄂尔多斯青铜器或曰北方系青铜器与游牧民族简单地联系起来。

图片 | 翟德芳

排版 | 小谢

设计 | 子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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