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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和平，也没有谅解：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政治空间一步步被日益激进的行为体和因素（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以色列右翼政治集团等）裹挟，其结果证明创造对话空间是行不通的做法，还使得一场基本上未对以色列利益造成损害的冲突愈演愈烈。

本书分为七章，论述了推动《奥斯陆协议》谈判进程的错综复杂的因素，其中包括1991年的马德里和平会议。

作者以敏锐的笔触回溯了两个社会的政治关键时刻、促使《奥斯陆协议》签署的动机、和平期望的落空、一场似乎没有尽头的冲突的惯性，以及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形势的疏远。30年后，《奥斯陆协议》的失败表现为“两国方案”被逐渐淡化，从未有实现的一天。这导致对巴勒斯坦建国的希望落空和置身事外。

正是在这种惯性中，我们甚至看到强大的以色列军事机构和被占领土地上的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暴力平常化，同时竭力抹除作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实现合法化的任何可能性。

分歧隔阂日益加深

作者在第三章“巴勒斯坦建国受挫”中剖析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内部分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新一代巴勒斯坦人的隔阂显而易见，继而引发“新抵抗运动”，它们是巴勒斯坦青年政治活动的另类表现形式（大多数是自发的，没有组织领导）。

与此同时，日益右翼化的以色列社会试图延续其内部和地区保护圈，而对距离其主要城市仅几十公里之遥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这进一步加深了“以色列国”的捏造性和例外感，它千方百计地试图在这个动荡的地区中维持一个“民主岛国”的扭曲形象。

第四章“以色列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与以色列社会的右翼观点相关，它解释了以色列社会和政坛是如何为非自由主义和一族统治主义的新犹太复国主义奠定基础的。

第六章则揭露了以色列如何有效地将反犹主义作为其国家结构和政治文化的一个关键要素，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中用作一种武器，来阻挠任何对该国针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隔离制度的批评。

以色列的“新旧对外联盟”（第七章）则帮助维持了这种殖民体系，在美国的战略支持、欧洲的被动和中立，或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新兴国家的现实政治主义的鼓动下更是变本加厉。

作者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对巴勒斯坦大业前景的打击：“巴勒斯坦人孤立无援……他们的政治力量再度遭到削弱、分化……政治阶层和公民社会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奥斯陆协议》签署30年后，国土之上的人文和政治状况比以前糟糕得多。”尽管有140个联合国成员国承认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也加入了国际刑事法院，但“没有任何重大国际倡议或承诺来有效地捍卫巴勒斯坦国”。（编译/李子健）